门闩（一）
我从五岁起便在小镇口的任家院里当个伙计，端茶送水的伙计。母亲说我生得太幸运了，风调雨顺，一出生就有份白捡的活儿干。
的确，街头巷尾何人不晓任家这气派的洋房，足足有三层高。
老爷太太们，我通常是见不到的，他们喜爱躲在顶层。惟有在待客的时候，当他们停下手中的钢笔，不再继续写些蝼蚁般密不透风的文字，转而斜斜地倚着门框，故作姿态地端着一壶温热的清茶——也不喝，直到凉透了再连声喊我撤下去。我曾经问，为什么不喝一口暖胃呢，他们只如同跳梁小丑一般笑作一团，二奶奶从钱夹中铺开一些零散的钞票，许我不要再问起。钱可以用去买糖葫芦，我自然是乐意的。
少爷小姐们则没有如此的阔绰，如果他们中的一个愿意吃洋点心时分我一小瓣，便是极好极和适的了。他们平日里也不被允许上到顶层，至多是靠在楼梯口，将脖子伸得长长的——像只扑惊的鹅——张望一番。
自厨房靠北的窗子看出去，恰好是庭中的偏楼。那里有许多我未曾见过的客间，如同旅店般排布，却几乎无人入住过。或许是这楼邪门得很，四季轮转都招蚊子的缘由。于是多年来只住了一位长衫拖地的医生，一副西洋运来的金边眼镜安稳地夹在他塌陷的鼻梁上，宛若一捧埋在银元中潮湿的粪土。曾经听老爷说起，那是他专为太太重金请来的。从那时起，我便一直不明白太太究竟得了什么可怖的绝症，却还能如此欢脱傲慢的——后来想想，该是风寒。前几日又住进一位长衫拖地的先生，只不过不戴眼镜，昏黄浑浊的眼珠子活络地上下翻动，灵巧极了。他自诩是为“记者”，我也听得不甚清楚，总之是老爷们的贵人，定是要好生招待的。
最终是我的好伙伴们以及我自己，老爷给安排了逼仄狭长的铺子住。这铺子说来神奇，冬天冷得刺骨，夏天热得灼烈，只有仲春恰好的时节，我才能安稳地睡上几天。
即使是那么样，我还是足够幸运的。每当我上集市去买菜，总能遇见尖声嘶吼的老婆子，用她老马般的手指往我的篮中丢两根胡萝卜，迫我向任家公子问好。我从此便常常有这样的经历，渐渐地扔什么都有，我来者不拒。哪有小孩儿会拒绝媚橘色的胡萝卜，明黄色鼓胀的梨，或是翠绿可口的细芹呢？